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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中漂”的欧洲科学家们

2019-11-11 17:09:59点击:1810

从近年来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中国已经逐步走向一个科技大国。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科研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科技人才流动的格局。

例如,越来越多的欧洲科学家选择来中国进行科学研究。

西班牙果蝇遗传学家何塞·帕斯托尔-帕瑞亚解释说,“中国有很多机会。清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现在它已经进入了世界前20名。

Sciencemag研究了欧洲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几个在中国工作的欧洲科学家的个人经历,对这样一群“特殊”科学家充满好奇。

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好是坏?它们将如何影响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消化细菌的凳子已经摆好了,请过来看看。

凡事先难后易!

巴巴克·贾维德非常清楚,作为清华大学的新教师,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必须组建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然而,结核病实验室建立六个月后,这位英国医学科学家仍然很难找到愿意加入的研究生。

贾维德2011年秋天来到清华,他说:“我来清华的原因之一是听说这里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生。”。“但是没有人想加入我的实验室。我正在毁掉我的事业。”

贾维德,作为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的第一位外籍教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既不会说中文,也没有任何有用的关系。

但事实上,javid拥有非常优越的教育背景。不久前,他和埃里克·鲁宾完成了哈佛大学陈士泰公共卫生学院(s S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这是哈佛唯一以人命名的两所大学,另一所是肯尼迪政治学院。

埃里克·鲁宾开始担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主编。

"我不是著名的哈佛教授。"贾维德说。

然后,祝俊浩加入了他的研究团队。祝俊浩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联合研究生培养计划的一年级学生。这是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轮换。

"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和外国人一起工作没有吸引力."祝俊浩说,除了语言和文化障碍,清华学生通过呆在家里间接表达了他们对家庭教师的偏好。"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不申请海外研究生。"

祝俊浩起初也有同感,但贾维德让他改变了主意。“巴贝克太酷了,”他说。"我们最初从事的几个项目是疯狂的!"

贾维德说,他故意选择困难的项目来测试祝俊浩,但祝俊浩顺利通过了测试。"只要他行为正常,我愿意接受。"贾维德说,“但是他做得非常好。他的加入扭转了局面。他在学生中对我赞不绝口。”

贾维德(右)和祝俊浩(左)

2017年,朱军·豪博士毕业,对分枝杆菌的基础生物学非常感兴趣,分枝杆菌是结核病的病原体。他现在跟随导师的脚步,成为鲁宾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在哈佛大学追求他的学术梦想。

“鲁宾和贾维德非常相似。他们非常体贴,给了你很多自由。”祝俊浩说。目前,他没有工作计划,只想发表更多的论文。他说,如果他能回到中国获得一个教学职位,那将是“非常好的”。

有些期望实现了,有些被遗忘了。

贾维德对祝俊浩的进步非常满意。他把培养下一代中国学生视为一项重要任务。

但是贾维德在清华也遇到了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他说清华大学已经承诺建立一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bsl-3),这样他就可以用危险的病原体进行实验。他们说这可能需要几年时间,但是八年后,他再也没有看到实验室的影子。

“缺乏这样的设施妨碍了我们的工作,”他说。"我太天真了,没想到会有实验室。"他补充说,“但是即使没有生物安全实验室,我仍然有足够的优秀材料和人力来进行科学研究。”

2017年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卡洛斯·安德烈斯·帕尔马(Carlos-andres palma)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帕尔马是分子结构和表面的助理研究员。他说,他离开德国美因茨马克斯·普朗克聚合物研究所来到中国的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设计和制造精密软材料设备的机会。他对自己得到的科研支持非常满意。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是在我33岁的时候。"帕尔马说。他在哥斯达黎加长大,去德国前在法国学习。“虽然我还年轻,但建立这样一个实验室并与中国科学院的顶尖科学家交流听起来很诱人。”帕尔马补充道,“如果我留在马普切,我将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成为一名实验室主任。”

何塞·帕斯托尔-帕雷加于2012年加入清华大学,原因非常相似。在和徐天一起完成耶鲁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后,帕斯托尔-帕雷加计划返回西班牙进行学术研究。

“我得到了一个独立的教学职位,但是时机不太好。西班牙正面临经济危机,”他解释道。“这里的结构生物学设施非常好。北京可能有40多个果蝇实验室,可能是世界上最集中的。”

“千年计划”只是招募人才的一种方式。

sciencemag采访的外籍教师对他们的实验室和科研支持非常满意。除了工资,他们还有住房和旅行补贴。贾维德说,他的启动资金总额超过200万美元,其他科学家也是如此。

除了其附属机构提供的直接支持外,大多数科学家还受益于十多年前中国政府为吸引世界杰出研究人员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统称为“千人计划”。

外国人才引进计划的条款因不同科学家和赞助组织的科学成就水平而异。贾维德说,他来到清华之前就包括了这些项目,而帕斯托-帕雷贾估计,他的“千人计划”资金仅占启动资金的四分之一。

帕斯托尔-帕雷加(Pastor-pareja)认为,“千人计划”与欧盟提出的“地平线2020计划”没有什么不同,是有益无害的,“这只是招募人才的一种方式”。

苏格兰生理学家约翰·斯皮克曼目前负责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分子能量实验室。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11年7月11日上午10: 30。”speakman回忆起他收到邮件的确切时间,告诉他已经通过了申请,这意味着他“即将开始一场神奇的冒险”

当时,英国阿伯丁大学生物与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speakman每年访问中国四次,每次3-4周。他和中国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的同事在青藏高原进行了实地考察。申请获得批准后,他每年可以在中国停留9个月,并可以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继续经营阿伯丁大学的实验室。

Speakman还希望将他的研究从生物学转向实验室分子生物学。该奖项将允许他在遗传研究所建立一个实验室。

尽管中国科学院的老师强烈支持他的申请,但speakman怀疑这会对他们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我在这里工作,他们可以说有一个“千年计划”的赢家在这里工作,”他推测道。

Speakman对生物体如何消耗能量的研究进展顺利。五年奖励计划结束时,他不想关闭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

苏格兰生理学家约翰·斯皮克曼(左)在北京经营一个实验室,同时与英国阿伯丁大学保持联系,他在那里有一个实验室。

“当我来的时候,我得知千人计划可以延期,我可以再次申请,”他回忆道。“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科学院的首要任务是决定谁来支付我的工资。”

中国科学院的老师建议他申请中国科学院的“国际人才计划”,这意味着中国科学院将支付他工资的60%。在2017年底获得三年的资助也解决了speakman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我今年60岁了。这里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也有例外。获得这笔赠款意味着我可以留在这里,我想留在这里。”

“入乡随俗”,学习不同的学术规则

欧洲科学家必须自己学习游戏规则和中国强大而不透明的研究机构的运作规则,而不知道游戏规则和语言技能,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依赖中国同事的善意和建议。

法国神经科学家昆廷·蒙塔迪(Quentin montardy)2014年以博士后身份来到深圳高级技术研究所,与前斯坦福大学教育的光遗传学先驱卡尔·戴瑟罗斯(karl deisseroth)王立平合作。"我想要一个好的实验室,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精通这项技能的人。"蒙塔迪解释道。

在获得深圳市高级技术研究所的初步资助后,门拉迪需要自己的资金来源才能获得助理研究员的职位。有人鼓励他申请中国科学院设立的“国际人才计划”。

“幸运的是,”他回忆道,“申请必须包括英文版本,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不知道融资提案的中文版本是什么。”

外国研究人员甚至可以在实验室获得更多的时间优势。“像美国或欧洲的任何老师一样,你必须在多个委员会任职,”帕斯托尔-帕雷加解释说。“但是我在名单的最后,因为我不会说中文,所以我很少做文书工作。”

中国和许多西方学术实验室的区别在于它们减少了对博士后的依赖。中国鼓励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顶尖博士后继续出国留学。海外留学经历将帮助他们回国后迅速找到工作。然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中国顶尖博士后较少。

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理科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研究生数量正在逐渐增加。然而,政府为他们学习的每所学院或大学设定了配额。

配额制度对希望通过新员工改善研究形象的实验室建设者来说是一大挑战。“如果一所学院发展缓慢,能够容纳更多的主要研究人员,但名额不够,那么学生人数将不得不减少。”Speakman解释道。

Speakman认为他很幸运:“我可以在第一年招收两个学生,第二年招收一个。通常,一名教师只能每隔一年招收一名学生。”帕斯特-帕瑞亚去年获得了终身教职,他每年可以招收的学生人数从一人增加到两人。

帕尔马是在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才知道配额制度的,他称之为“令人不快的惊喜”。但是他后来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另一位科学家的配额下资助学生。"如果你认识其他老师,这是非常有效的."他说。

Speakman补充道:“当然,你需要人际关系。”对于外国科学家来说,这需要时间。"

把国外的网络变成自己的优势

贾维德说,大多数来到中国的外国科学家在祖国或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广泛的网络,中国科学家非常渴望利用这一点。

“这种声誉来自与海外实验室的合作,这很讽刺。如果我在英国大学工作,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建立关系要比在清华大学容易得多。”

Javid还发现了一种利用外国科学家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的方法。“我以前不知道北京有高质量的bsl-3实验室,因为那里没有结核病研究。后来,因为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结核病研究人员在参观实验室时拜访了我,他把我介绍给了另一组研究小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合作了。”

异国他乡的孤独

他们说,西方科学家说,他们来到中国后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孤独,但有许多方法可以缓解这种孤独。一些科学家将带着他们的配偶和家人,而另一些科学家将建立新的社交网络,拥抱新的生活。

“为了不感到孤独,”斯皮克曼说,“你需要和你的家人在一起。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独自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比如“千人计划”。他们通常感到非常孤独。”

Speakman说他很幸运有一个不讨厌搬家的妻子,孩子们的学习也没有受到搬家的负面影响。

对javid来说,家庭支持更直接。“我最初的计划是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到英国,但我妻子鼓励他说,‘是时候做些不同的事情了。’"

他补充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事实上,当他第一次问到清华大学的教学职位时,他没有得到答复。然后他又写了一封信:“我和我妻子都相信中国是未来的国家。”

法国微生物学家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尔同意这一地缘政治评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完成两年博士后研究后,他和他出生在中国的妻子于2014年回到法国。目前,他在卢瓦尔河谷的国家农业研究所工作。

它的环境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客观地说,imcas很好,实验室是最新的,而且有很多新设备。每个人都渴望做科学研究。”

“但是大城市不是我想住的地方。我试过了。虽然那里有伟大的科学研究,但我仍然不能接受。现在,我们在这里的生活非常美好。我们不会回到中国。”

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个人和职业方面的考虑也促使贾维德认真考虑他的下一个职业,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会后悔来到中国。

“清华对我的信任给了我一个大胆的愿景。即使我们有一半的尝试没有成功,但它们已经成功到足以赢得我们的声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中国推荐新老师。”

帕斯特-帕瑞亚说:“仔细想想,这是中国“千年计划”的目的,即把顶尖科学家带到中国。”帕斯特-帕瑞亚还表示,如果清华招生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受到压制,他不会感到惊讶。他也可能是受益人。

然而,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仍然如此敏感,以至于一些在中国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在联系科学杂志时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英国科学家说:“和你说话对我没有好处。”“我得到了“千年计划”的支持,但这也让我成为了一个目标,这将影响我能否获得美国签证。”

“我意识到我变得非常谨慎,”科学家补充道,“但我不想危及这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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