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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李零:青铜器纹饰背后的“中国密码”

2019-11-05 19:02:29点击:3090

李玲在听讲座。

最近,曾经在海外丢失但最终被我国归还的文物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大量文物是青铜器:秦晋青铜器、“方雷王”、方雷青铜器、青铜虎青铜器和曾伯可青铜大会青铜器...这些青铜器装饰精美,生机勃勃,庄严肃穆,在展厅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青铜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它的形状、装饰和铭文都散发出独特的中国风味。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沉睡了2000多年的遗物?他们被选角时做了什么?它执行什么样的仪式和仪式功能?青铜器上密集分布的各种装饰图腾的发展顺序是什么?它们如何承载祖先的信仰和美学?

9月17日上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教授李玲在中国艺术学院举办了题为“一切变化回归一:从商周青铜器看中国装饰图案”的讲座。他还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化与体育学院教授徐天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宇、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俊进行了会谈,探讨了商周青铜器装饰图案的起源、特点、类型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李陵擅长将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和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结合起来。他曾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远东学院的客座教授。他出版了《进山出塞(考古学随笔)》、《建设过去:考古发现与复古艺术》、《孙子古籍研究》、《竹帛古籍与学术渊源》、《中国方舒考》和《中国方舒续考》。李玲最近出版了一本与本次讲座相关的新书,书名为《万变:李玲考古艺术史全集》。

青铜器装饰图案的三大体系:龙、凤、虎

青铜器装饰研究是青铜器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早在宋代,学者们就开始关注装饰问题。容庚、马承元等现代学者,包括当代美学家李泽厚,都讨论过这个问题。

研究者可以从材料、容器形状、装饰、自我命名和功能等几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考古学家研究的类型和装饰是一样的,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现在装饰图案的概念主要是一种平面装饰,它与圆形雕塑、浮雕、地面图案等构成一个整体。至于装饰的元素,有环、弦、碳、吨、氟、非字形、叶等。装饰的布局也分为盖、口、颈、腹和脚。它是根据整个器具的形状和整体性设计的。虽然西方装饰传统中有动物图案和几何图案,但它们大多是花朵和叶子,如波斯莲花图案、棕榈图案、玫瑰图案等。这些装饰图案是抽象的。

在李陵看来,中国最早出土的器物纹饰有神或人的面部图案,如良渚玉器上最复杂的图案,既有大字,也有人和成人的面孔。在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玉器中,脸谱是凶猛的。更现实的面孔是湖南出土的方鼎的面孔,但目前这只是一个孤立的案例。清华大学最近展出的世茂遗址出土的文物也非常有趣。这种面部形象在商周青铜器中相对少见。战国青铜器上的装饰再次向人们展示,但它不展示面孔。这种现象相当令人费解。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装饰,没有任何意义。一些学者,如张广智先生,主张“萨满理论”,认为这种装饰是用来与神沟通的。

良渚文化时期玉琮王的人脸图案

面对方鼎

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动物模式取代了神圣模式。这一时期,青铜器上的装饰图案主要分为三类:动物图案、几何图案和肖像图案,早晚略有出现,相互重叠。商代和西周中期以前,龙、凤、虎是主要的图案。西周中期和春秋早期以后,鳞片、被盗曲线、重圆环和山脉是主要的图案。肖像线在战国时期很流行,战斗线和燕月线显示打猎、摘桑、燕月和战争。场景很壮观,内容也很好。

就动物图案而言,李玲指出,中国传统图案一直以龙、凤、虎为主,而龙、凤图案是中国最持久的图案。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饕餮谷物实际上是龙首谷物。它的典型特征是可怕的眼睛和锯齿状的牙齿,突出了动物的脸,尤其是可怕的眼睛。从商代到西周中晚期,盗歌、盗秤等多种组合方式与龙凤图案的演变密切相关。

说到龙的图案和饕餮图案,在李陵看来,龙的原型是鳄鱼。中国古代所谓的“钟鸣石鼎”,中国的仪式和礼器大多与吃有关,而鳄鱼什么都吃。他还用一组图片生动地展示了青铜器上各种龙的典型形象,以及“龙”一词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到后世的演变。龙的头有角,龙的背上有脊,龙的身体有鳞片。龙角分为槌状角、角、角和掌状角,混合成不同动物的角,但主体仍然是鳄鱼。

在《谈龙与饕餮纹》中,李陵具体论述了龙纹与饕餮纹的关系,《吕氏春秋·石现》:“周鼎是一个贪吃的人,有了首无的身体,食人就不被吞噬,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用语言更是如此。”“拥有首无的身体”正是暴食谷物的特征。桃铁纹是龙头纹,包括双角、双眉、眼、耳、额饰、鼻饰、大嘴和尖牙。至于迷龙图案,它是一个带状的侧龙图案。古人说魁是一条足龙。这种龙不仅是一只脚,而且是一条侧视的龙。双头龙成对分开,双头龙看起来像头。装饰图案通常形状像容器。例如,盘龙图案经常用在盘子里。

美食谷物

谈到凤凰条纹,李玲介绍说,凤凰分为雌雄、雄凤凰和雌凤凰。《山海经》、《南山经》说,丹洞山“有鸟,其形状像一只鸡,五彩缤纷,文学化,叫做凤凰”。凤凰是一种想象中的动物。他推测野鸡如野鸡、野鸡、孔雀和其他野鸡是主要的模仿者,但它们也融合了鹰的特征,例如有时被钩住的喙。这种动物有肉质冠(掌冠)或羽冠(辛冠)、长尾和彩色羽毛。恐怕动物学家带走天堂鸟是不合适的。天堂鸟有自己的家庭,这在中国是找不到的,因为新几内亚在南太平洋。西周中期,青铜器上吊冠的大鸟图案,即所谓的吊冠,实际上是一种叉形冠。这种流行的模式在当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它是活跃的之前和之后。但所谓的夔凤图案实际上是一种类似龙图案的侧面凤图案形象。

他还列出了刻有“凤凰”字样的甲骨铭文。可以看出,鸟的头上有一顶王冠,类似孔雀的王冠和鸡的王冠。重要的是,“凤”这个词是甲骨文中“风”的原始词。在古代占卜中,鸟被用来观察气候和风,凤凰是一种等待风的鸟。现在,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风向标都装饰着鸡和鸟。

如果龙凤是中国的吉祥动物,它们都是想象中的动物,现实中不能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那么老虎就是真正的动物。老虎条纹背后隐藏着什么信息?李玲特别写了《国际动物:中国艺术中狮虎的形象》,他认为老虎是典型的亚洲动物,狮子是典型的非洲动物。老虎是典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动物。狮子是一种奇异的动物。中国人通过老虎了解狮子。它是从波斯和中亚进口到中国的。进口后,它成为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吉祥动物。天路和碧溪是中国的翼狮。“狮子一来到中国,他就向我们介绍了两种国际艺术:一种是我们中国的舞狮,另一种是我们把两只狮子放在房子前面看大门。这两种艺术是纯粹的西方艺术,扎根于中国,所以这是一种国际艺术。”

商代有多种老虎图案。典型的设计是在殷墟的石磬上。它有点像一片叶子,但它是连续相连的,像一只雁一样在空中飞翔。西周时期的虎纹是一种双叶虎纹,它的使用可以持续到战国时期。东周以来的老虎图案是一种双钩的S形老虎图案,一直使用到汉代。因此,青铜器上的虎纹是当代的,但中间有重叠。

“这些变化实际上非常复杂。今天,我只想总结一下:虽然每件事都有变化,但每件事的变化都离不开它的主要特征。因此,我称一切变化为一。一般来说,三大系统是龙、凤和虎。”

胡雯石锅

几何图案和肖像图案的演变

李玲在谈到青铜器三大装饰图案中的几何图案时指出,几何图案以点、线、正方形、圆形、三角形和漩涡为特征,强调均匀分布和对称。和弦模式和圆形模式是最早和最常见的几何模式。出现在商代的“云雷纹”实际上是由宋代人命名的。云雷纹主要使用饕餮谷和龙凤谷。涡纹和非字形纹经常起中间部分或间隔的作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盗歌图案”被简化,从龙凤图案中抽象出来。所谓的“偷来的歌”实际上是龙和凤凰的身体被钩住了。这个名字是在《吕氏春秋·秋石魏》中发现的。此外,使用了大量的天平,这些天平明显不同于龙的图案。它们由龙林进化而来,分为四种类型:长鳞片(先凸后凹)、圆形鳞片(圆形果实)、复合鳞片(前两种鳞片的组合)和穗状鳞片(圆形鳞片产生芒)。山脉由四个鳞片中的一个或两个加上双背秘密弯曲的脉和波浪带组成。此外,还有穗粒、瓦粒和小麦穗状直粒。几何图形最重要的功能是适合组合不同的曲线和虚线。这是一种复合型。

从人脸图案到动物人脸图案,青铜装饰在早期、商代和西周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变时期,不同时期的装饰与器皿形状也有重叠关系。战国时期,画像图案的出现揭示了图案的新变化:场景更加宏大,画面更加复杂,人物、动物和故事更加详细。例如,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战国宴席、狩猎和斗粮锅分为许多部分。底部显示了陆地和水的战斗,而顶部显示了复杂的场景,如吃饭、旅游、扔罐子、射箭、打猎和摘桑树,这些在以前的船只上是看不到的。

从动物图案、几何图案到人像图案,商周青铜器上有三种图案。第一种是基于动物的,更现实。第二种是动物的变形,这是更愉快和装饰性的。第三类代表人和人的生活,往往细致入微。李玲总结道:“艺术的演变往往是一样的,一方面显得生机勃勃,另一方面又显得精巧。它可能在历史上交替出现。今天我们只讨论了它的早期部分,后续部分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更高级装饰的讨论。”

中国传统装饰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北京大学考古学院的徐津教授是一位著名的专家,他主持了周元周公寺遗址的发掘和其他重大考古工作。他认为如果商周青铜器的图案不被很好的理解,它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古代社会的理解。这方面的信息非常多,但在基础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值得更多的人在未来参与讨论。“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领域,属于一个我们还没有很好耕种的领域。我认为未来应该有很大的空间,但现在我们对整个模式系统了解不多,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

参加讨论的苏荣宇教授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长期致力于青铜技术与艺术的研究。他还认为青铜器的装饰对于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来说是一个相对难以突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青铜器上有这样的图案,为什么这些图案不同于其他地方?当我们去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时,我们一眼就能看到中国青铜器的不同之处。然而,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所有变化都是一个”中的“一个”。他还希望从技术进化和技术突破的角度对此进行探索和解释。

此外,青铜器铸造时是黄色的,装饰图案不易显现。现在人们发现这些装饰图案已经处理过了,它们经常被涂上油漆、填充和镶嵌。装饰图案的层次和颜色非常丰富多彩。因此,装饰图案的层次感和不同搭配也值得深入研究。“事实上,要得出结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者一段时间,或者一个地区阶段,”苏光荣说。

中央美术学院的李俊教授充分发挥了李玲的“回归团结”。他从装饰变化的角度推测,中国的装饰传统可能是一个从“一”到“三”的过程。早期,它以人的脸、人的脸或神为中心,是以正面形象为主体的“一”,而商周时期则是“二”。例如,道教、魁利龙、魁文丰以及后来特别是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装饰体系中出现了完整的中心意象和双面意象,这一规律是否成立值得进一步研究。他也同意苏荣玉的观点,即色彩问题、青铜器与材料、色彩体系、色彩层次都反映在器物上,应该讨论主次关系。在艺术史中,图形和身体的关系应该同时呈现在一个器物上。这些角度可以补充对装饰的研究。

总之,梁志平说,几千年前我们进入世界时,无论是物质世界、文化世界还是意识形态世界,我们实际上都在探索和提出自己的解释。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不同的,结论当然也非常不同。古人在器物上留下的装饰图案是无意识的还是想要表达什么,现在重新解释的基础是什么?有许多挑战,这本身就非常令人兴奋。这种研究非常需要示范精神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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