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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2019-11-08 15:10:30点击:991

经济学中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对待供给方结构改革和必要的需求方宏观调控。

目前,增长势头不足,各种增长因素存在诸多缺陷,包括劳动参与率下降、储蓄下降等。储蓄下降不是投资不足的主要因素。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40%至50%的储蓄率,并节省了这么多钱。如果我们想投资,我们还有钱可以投资。关键是投资意愿下降。最重要的是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各种制度缺陷,这些都是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完善市场导向体系,发展民营经济,提高民营经济的投资意愿,我们确实应该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多。一方面,这些事情很紧急,每个人都很担心;但另一方面,这些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有效。我们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谈论这个问题。当经济繁荣和衰退时,我们需要改革。我们需要随时随地做这件事。然而,有些事情可能暂时无法完成,结果也可能暂时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今年的稳定增长和就业等紧急事件,你会怎么做?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短期内有效的措施。这是经济学中的长期和短期关系。

经济学的空间有时间维度。每个经济变量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建议,如果一个经济变量发生变化,你应该考虑它的时间特征,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特别是政策变量,我们需要调整它们,以便在一定的时间内(例如,“当前”和“今年”)实现特定的目标,也就是当你考虑到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有效并实现我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时。有必要区分哪些是长期问题,哪些是长期措施,哪些是短期变量,这些变量可以作为政策变量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的变量。你说过“通过改革促进稳定”,如果这些改革在8年或10年内没有完成,你就不能把它们作为今年生效的“稳定增长”措施。当然,这些改革很重要。我们必须现在就做,抓住每一分钟,因为如果你不快点,延误会更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即使你现在就开始做,它也会立即生效。

在供给方面,形成增长能力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长期问题,如体制改革、发展教育培训人才、发展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等。,这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成果。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了一系列改革,这些年来实施了多少改革?体制改革也有其自身的困难。困难在于需要坚持很长时间。

当时,有一个问题。长期改革在短期内是无效的,动力也没有发挥出来。你想采取一些措施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吗?提出“六个稳定”的原因是,在长期和结构性改革不能推进的情况下,增长必须稳定,不能走得太远。因此,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

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需求侧管理,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利率、税率等。这些“政策变量”可以在当时进行调整,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一些变化。此外,有时由于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无效,导致投资力度不足和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在需求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来扭转监管,保持总供求平衡,稳定经济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改革和需求侧宏观调整是齐头并进的。一方面,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当经济波动时,我们应该在供给方面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市场经济国家都走上了这条路,包括世界金融危机后多年实施的宽松政策。负利率已经实施了这么多年,有些国家还没有完全退出以稳定经济。他们的宏观调控十分明确,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因此,有必要不推迟供应方结构改革的有效性,也不要对需求方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在讨论改革时,我们不应忘记,没有稳定的经济增长,许多改革将更难以顺利推进。当经济不景气时,一些人可能有更强的理由不改革。此外,只有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才能实现长期发展。

当然,需求侧的调整应该是有限和有力的。对此没有异议。凡事都有力量或平衡的问题。由于过去几年需求侧宏观调控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人担心需求侧调整是否会“泛滥”。我们还记得上次我们推出刺激政策时,每个人都记得有一个“四万亿元”。但更仔细的分析显示,四万亿元指的是两年的支出,而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是在两年内投入的,以此来提振信心。但是真正的刺激政策是由借款支持的,即2000亿到3000亿元。为什么会有洪水?事实上,这并不是因为4万亿元,而是因为来自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增加了6万亿元。要吸取的教训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发展和建设,而不是承担宏观调控的责任。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宏观调控的责任,包括反通货膨胀和反高债务率。它应该在热的时候按压,冷的时候支撑,双向调节和反向调节。中央政府应把握调控力度,将地方债务纳入制度框架,发挥其作用。2009-2010年期间的真正问题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失控”,即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失控,导致“洪水泛滥”。我们现在正在修订预算法,加强对问题的管理,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管理。此时,增加一些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府支出应该能够实现“有序监管”。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遗余力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美国采用反周期监管,从大萧条结束到2008年的70年间,没有出现重大危机或经济波动。20世纪80年代,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利率大幅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利用所有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撑经济。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实施负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至今尚未退出。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破裂20年后,一方面需要“结构改革”(所谓的“第三支箭”);另一方面,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250%,而且“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在实施,没有任何收敛,以防止经济下滑。当然,这些政策会有各种“后遗症”,但它们的积极影响也是可以衡量的。在我们处理美国发起的贸易战的时候,这一积极影响不容忽视。

(作者是由50名成员组成的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深圳)综合发展研究所所长。全文发表于蔡芳主编的“50人中国经济论坛系列”,中信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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